不孤獨的旅程

─阿爸說，台灣牛犁台灣土是本份─


我的生命已然走過了四十六個年頭。這段歲月和別人一樣有著悲歡離合與欣喜失落，甚至在我歷經1989年鄭南榕烈士的出殯時被粗暴的員警毆打成為半失聰的聽障狀態後，朋友們慷慨地表現同情心，覺得我的人生有點感傷。
對這樣的人生旅程，其實我挺滿意的，雖然恐怕有一天自己的世界會變得更寂寞聽不到田野裡的斑鳩的咕咕唱響。沒有鳥叫聲的人生確很寂寞，可是我一路走來從不孤獨。

不孤獨的生命一定需要有人同行。與我同行的除了一直扮演守候者的 父母外，還有呵護我近二十年的阿爸──宗慶叔 。
好朋友們都知道我有三個父親：天父上帝、生身父親與阿爸。天父上帝與我素 眛平生，但 主 管我的生命；生身的父親寵我有加，捧為掌上明珠；阿爸 卻在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不歸路上 呵護相隨。

美麗島事件發生那一年我正好十九歲，高雄大港埔圓環四周的鎮暴部隊的警棍和水柱為我的年輕的生命作了洗禮，讓我明白了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意義。從那時起，我知道 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貝是自己和祖先安身立命的島嶼。

那是個風聲鶴唳的年代，蔣幫政權主宰著生殺大權。離開島嶼的台灣人羅列黑名單飄泊海外，留在 家鄉的台灣人 痛苦鬱悶關在島內。人們說偶爾有看到秘密傳送的抗爭宣傳單，要拿筷子去夾，就怕不小心留下指紋被國民黨特務追查。
我的叛逆的靈魂在年輕的體內不安躁動著，渴望觸摸島嶼長久被凌虐造成的傷痕，渴望用雙手拭乾台灣母親的淚水。林宅血案，南榕烈士 殉身以及好友詹益樺自焚等慘劇一再的衝擊著我的神經，使被獨裁政權壓迫的生命更不堪。

大約1984 年起，我選擇了一個很唐吉訶德的方法出發，開始了在朋友眼中既浪漫又悲涼的革命生涯。

憑藉著自己對文學的喜愛，我找出十幾本台灣早期作家諸如賴和、呂赫若與鍾理和的作品，一篇篇印成講義，每週末到人潮多的公園去朗讀。因著父母給我融合了台灣四百來被列強殖民留下的複雜血統而形成的外貌，倒也吸引了不少人圍觀。就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孩面對許多好奇又熱情的鄉親父老讀起「一桿秤仔」，沒有演講台，沒有麥克風，親切的觀眾提來果汁汽水，附帶熱烈的掌聲。

我不確定第一次見到宗慶叔是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場合了。也許在屏東公園，也許在台南火車站，總之，我知道那是個熟悉的身影，經常在人群當中默默地站立著。直到有一天我結束朗讀後邀請觀眾發問，他才開口。

「能不能讓我幫忙?小姐 ！ 」他這樣問著。 怎能不答應呢？我不敢奢求有多少人聆聽 台灣文學，更從未想過有人願意幫忙。
宗慶叔告訴我他願意擔任任何事工，只要是對台灣有利的活動都行。於是我們張羅了一些 塑膠椅放在他的發財車上，像趕廟會或者擺地攤似的到處去，一老一少就成了草根民主運動二人組。

1992年，我所敬愛的作家林雙不先生成立了台灣教師聯盟。宗慶叔和我一起參與了聯盟的活動，他幫忙開宣傳車，我則跟著盟員演講。時常在偏遠地區的演講結束後，老人還得收拾桌椅及音響設備等等，回到家往往已經夜深人靜了。

1990年代，隨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回島內，以及海外黑名單人士衝撞國民黨體制的鮭魚返鄉潮，民主運動在台灣土地上風起雲湧。

嚴格講起來，我和宗慶叔都不屬於某個組織。我們是個體戶的運動義工，只要任何團體有事工需要，都樂意接受任務。因此，我們歷經民進黨組黨、海外黑名單闖關回台、環保反核運動 、地下電台興起、籌組建國黨以及民進黨成功執政等過程。那些年頭幾乎每個草根運動者都身兼數職，每到走街頭遊行都同時扛著多面旗幟，例如我就經常左右 手 抓滿了環保聯盟、反核四、廢除刑法100條 、廢除老國代等各色不同的標語，甚至同時舉著民進黨和建國黨的黨旗。

宗慶叔總是這樣說：「別去區分組織，那是教授學者們的事。台灣的主人是居住在此地的人民，我們替台灣做工。」

是的，社會運動者應該替台灣做工。台灣的 民主運動過程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論述與路線，而這些有時不是草根運動者能夠理解的。草根運動者通常是遇到機會或者同志召喚就上陣，不太 在乎 台獨盟和獨台會有多大差別。

草根運動者對當時位居運動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有著一份崇敬，對政治受難者有著無限感恩，並不計較自己做牛做馬去扛轎，讓少數人坐轎收割運動的成果。從當時的海外鮭魚返鄉到運動進入議會路線，每一個英雄人物的轟動現身或 成功當選，背後都有著無數草根運動者的犧牲奉獻，在在都是辛酸血淚的累積。

將近二十年的合作與相處過程當中，我們由運動夥伴濡 演出深厚的父女情誼。我的口中的「宗慶叔」不知不覺變成了「阿爸」。

成長於戰亂中的阿爸出身 台灣南投的貧困農村，自小和當時許多的台灣人一樣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他靠勞力賺錢養家，甚至在妻子因故離開後獨力撫養五名年幼子女，直到從唐榮鋼鐵公司的貨車司機職位退休，一生過的清苦。

那時候的個體戶運動者沒有組織 ，也無法募款，必須靠自己籌措經費。我是比較幸運的有家人的支持，一輩子當可恥的米虫。但是阿爸卻仍然要打零工， 堅持以自己的勞力所得為 心愛的台灣付出。

即使物質環境如此拮据，阿爸卻是我的長久的革命生涯裡見過的最具紳士風範的台灣人。他不同於大部分的草根運動者的豪放粗率，標榜嚼檳榔穿拖鞋以及滿口國罵顯示親切感或者本土化。他認為草根並不等同於草莽，不希望臺灣社會大眾對運動者的印象是粗暴無禮，所以只要 出 現在街頭一定穿著整齊，以他特有的文質彬彬的長者之姿分送傳單，向來往的人群解說台灣獨立的重要性。他的淳樸優雅的氣質是我和同志們心目中最好的典範。

在部分獨派人士的論述與做法下，在台中國人也就是俗稱的「外省人」時常是被民主運動放棄的區塊，然而阿爸卻把張貼著獨立建國標誌的宣傳車開進了眷村。他說，那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居住在臺灣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的後代也要在此生根，如果我們不願意接納他們、如果他們不肯認同台灣，這將會是島嶼的另一個悲劇。阿爸忍受著眷村居民的冷嘲熱諷或者惡言相向，期待用寬容的愛感動對土地冷漠驕傲的族群，愚公移山一般的執行著苦行僧的使命，神情像極了和尚在托缽化緣，只不過他想化的是對方對養育他們的土地的一點點感情。也因為這樣，他對熱愛台灣的外省人有一份推崇與尊敬，尤其是廖中山教授棄世的消息傳來，他熱淚盈眶悲慟不已！

性情溫柔體貼的阿爸人緣很好，許多社運組織和政治人物辦活動的時候都指名動員他。繁忙的動員不但剝奪了他打零工的時間，對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是體力上巨大的負擔。而我從未聽到他抱怨。

阿爸有一句話被我視為至理名言：「台灣牛犁台灣土是本份」。每當看到我們曾經辛苦支援的政治人物變質或表現不如預期時，我忍不住會幹醮，阿爸永遠心平氣和地安慰我說那些人自然會被台灣社會淘汰，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我們這份沒有血緣的父女情誼不僅只在民主運動的工作上，在日常生活裡他也像生身父親一樣開導陪伴我 。

那段被我戲稱「放蕩街頭的日子」的漫長歲月是人生最巔峰的精華，絕大多數女性選擇走入婚姻相夫教子，我卻時常日夜奔波在島嶼的各個角落。雖然開玩笑說台灣沒有進入聯合國之前不想結婚，或者說自己像可敬的菊姐一樣嫁給台灣了，倒是戀愛了幾次。二十年之間我的生活起伏不定，數度離開台灣遠赴海外 且從來沒有做過革命 以外的「正當職業」，要成家是有困難。那幾次戀愛當然以分手收場，有時是價值觀差距太大，有時是一不小心被對方「放捨 」或許「放捨」了對方，一次是因為對方的父母認為我是台獨份子會給他的家族招致危險而明白告知不歡迎我當媳婦。這些挫折很難說完全沒有帶來內心的陰影和不快。 人前慣常表現堅強的我，只會在阿爸身邊卸下心防放聲痛哭。而他，沒有受過學校教育、靠自修學會寫字讀報紙的老人卻告訴我：「查某囡，妳應該很驕傲還能愛人，就像我們愛台灣這塊土地一樣，不能愛的人才可悲。」是啊！我還有能力愛人，愛這個島嶼，愛這個世界，幾次的失戀算什麼呢？！

而他自己在早年妻子拋夫棄子離開後獨立撫養四女一子長大成人，半生淒涼， 老來幸而邂逅一位年長他六歲、居住台東的窮困寡婦，兩人常常電話連絡，偶爾互相探視，成為精神上的伴侶。對阿爸的黃昏之戀，我感到滿心歡喜，父女倆時常開車到後山拜訪，分享他們的安詳的甜蜜。這對現在年紀加起來一百五十多歲的戀人很靦腆，然而從他們為彼此夾菜、添飯的細節可以感受到關懷。

命運對阿爸是殘酷的。一生為三餐、為台灣勞碌的老人在1997年遭逢了他的小女兒罹患精神分裂的打擊。原本美麗的小女兒 病情一度很不穩定，阿爸老淚縱橫。他時時刻刻把阿玲帶在身邊，不管去菜市場擺攤賣抹布或是追隨史明老師為獨台會開車敲鑼打鼓。幸好，經過醫生治療之後給予藥物控制後阿玲復原狀況不錯也結婚過著家庭生活。

最近幾年阿爸的心頭掛念著二件事：一是台灣成為獨立而正常的國家，二是看到我找到幸福有所歸屬。

2004年，我 接受了戒指，決定到法國結婚。阿爸聽到訊息喜極而泣。他說終於把第五個女兒嫁出去了，還叮嚀夫妻要互愛互信，千萬別在婚姻裡搞革命。

旅居巴黎後，我每個週末打電話回台灣，一定問候老人家起居平安才放心。直到去年十月，阿爸住家的電話再也無人接聽，儘管我日夜不停按著號碼，三個多月依舊沒有回應。心急如焚之下，我趕緊買了機票在一月二十二日飛回台灣，下飛機後開車奔鳳山尋找，只見鐵門深鎖。不得已還報請警察協尋又透過朋友幫忙，終於在二月十三日查到他住在大女兒在屏東的家中，卻已經是肝癌末期的病人了。

我火速趕赴屏東，推開公寓門時，老人虛弱的呼喚著 。我責怪阿爸為什麼沒有託人打電話告訴我，他說想安靜的走。握著阿爸長滿老繭的雙手，我哭了。

他緩緩地訴說著，從去年十月肚子痛 去醫院檢查醫生發現他的腫瘤細胞以移轉到膽囊，開刀後因為病灶臨近大動脈無法切除，只得進行電療。腹部持續痛如針扎，喝幾口粥也想嘔吐。醫生告訴家屬可能剩下幾個月了。現在民進黨政府讓他領每個月四千元的 重大疾病殘障津貼，醫藥費也由健保支出，台灣真的有進步了。

我發了e-mail回法國給夫婿，請他到台灣，夫妻一起再到阿爸面前告訴他，他的第一個心願我達成了，第二個心願我從來不敢怠惰，相信有一天一定?阿爸滿意。

我扶起阿爸坐在沙發椅上，請夫婿替老人家拍了照片帶回法國。也委託幾位好朋友不時打電話關懷，或者病榻前陪老人家聊聊天， 若病情有變化請馬上通知我。

臨上飛機回法國前，我們再次探視阿爸。我 撒嬌 要阿爸作個好病人聽醫生的話對抗癌細胞，等著我下次回台灣，別到處亂跑。

阿爸！您一定會戰勝癌細胞的！您都敢對抗國 民黨了，還懼怕癌細胞麽？
記不記得？我曾經開玩笑說或許哪天必須上山打游擊，我要召集眾前男友們組
成隊伍，有人負責糧食供應，有人?負責彈藥補給，有人負責攻守策略。謝雪紅女士以前也打過游擊，愛慕者都志願挺身而出啊！而您說到時如果還走得動，要負責管理我的愛慕者，免得他們爭風吃醋。

台灣的民主獨立運動這條路我走了二十年，真的很寂寞。但是，有阿爸相伴我從不孤獨。仆倒的時候，有您扶起；沮喪的時候，有您鼓勵。我無法想像如果阿爸不在了， 我能對誰哭泣？

我的生命已然走過了四十六個年頭。這段歲月和別人一樣有著悲歡離合與欣喜失落，甚至在我歷經1989年鄭南榕烈士的出殯時被粗暴的員警毆打成為半失聰的聽障狀態後，朋友們慷慨地表現同情心，覺得我的人生有點感傷。
對這樣的人生旅程，其實我挺滿意的，雖然恐怕有一天自己的世界會變得更寂寞聽不到田野裡的斑鳩的咕咕唱響。沒有鳥叫聲的人生確很寂寞，可是我一路走來從不孤獨。

不孤獨的生命一定需要有人同行。與我同行的除了一直扮演守候者的 父母外，還有呵護我近二十年的阿爸──宗慶叔 。
好朋友們都知道我有三個父親：天父上帝、生身父親與阿爸。天父上帝與我素 眛平生，但 主 管我的生命；生身的父親寵我有加，捧為掌上明珠；阿爸 卻在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不歸路上 呵護相隨。

美麗島事件發生那一年我正好十九歲，高雄大港埔圓環四周的鎮暴部隊的警棍和水柱為我的年輕的生命作了洗禮，讓我明白了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意義。從那時起，我知道 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貝是自己和祖先安身立命的島嶼。

那是個風聲鶴唳的年代，蔣幫政權主宰著生殺大權。離開島嶼的台灣人羅列黑名單飄泊海外，留在 家鄉的台灣人 痛苦鬱悶關在島內。人們說偶爾有看到秘密傳送的抗爭宣傳單，要拿筷子去夾，就怕不小心留下指紋被國民黨特務追查。
我的叛逆的靈魂在年輕的體內不安躁動著，渴望觸摸島嶼長久被凌虐造成的傷痕，渴望用雙手拭乾台灣母親的淚水。林宅血案，南榕烈士 殉身以及好友詹益樺自焚等慘劇一再的衝擊著我的神經，使被獨裁政權壓迫的生命更不堪。

大約1984 年起，我選擇了一個很唐吉訶德的方法出發，開始了在朋友眼中既浪漫又悲涼的革命生涯。

憑藉著自己對文學的喜愛，我找出十幾本台灣早期作家諸如賴和、呂赫若與鍾理和的作品，一篇篇印成講義，每週末到人潮多的公園去朗讀。因著父母給我融合了台灣四百來被列強殖民留下的複雜血統而形成的外貌，倒也吸引了不少人圍觀。就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孩面對許多好奇又熱情的鄉親父老讀起「一桿秤仔」，沒有演講台，沒有麥克風，親切的觀眾提來果汁汽水，附帶熱烈的掌聲。

我不確定第一次見到宗慶叔是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場合了。也許在屏東公園，也許在台南火車站，總之，我知道那是個熟悉的身影，經常在人群當中默默地站立著。直到有一天我結束朗讀後邀請觀眾發問，他才開口。

「能不能讓我幫忙?小姐 ！ 」他這樣問著。 怎能不答應呢？我不敢奢求有多少人聆聽 台灣文學，更從未想過有人願意幫忙。
宗慶叔告訴我他願意擔任任何事工，只要是對台灣有利的活動都行。於是我們張羅了一些 塑膠椅放在他的發財車上，像趕廟會或者擺地攤似的到處去，一老一少就成了草根民主運動二人組。

1992年，我所敬愛的作家林雙不先生成立了台灣教師聯盟。宗慶叔和我一起參與了聯盟的活動，他幫忙開宣傳車，我則跟著盟員演講。時常在偏遠地區的演講結束後，老人還得收拾桌椅及音響設備等等，回到家往往已經夜深人靜了。

1990年代，隨著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回島內，以及海外黑名單人士衝撞國民黨體制的鮭魚返鄉潮，民主運動在台灣土地上風起雲湧。

嚴格講起來，我和宗慶叔都不屬於某個組織。我們是個體戶的運動義工，只要任何團體有事工需要，都樂意接受任務。因此，我們歷經民進黨組黨、海外黑名單闖關回台、環保反核運動 、地下電台興起、籌組建國黨以及民進黨成功執政等過程。那些年頭幾乎每個草根運動者都身兼數職，每到走街頭遊行都同時扛著多面旗幟，例如我就經常左右 手 抓滿了環保聯盟、反核四、廢除刑法100條 、廢除老國代等各色不同的標語，甚至同時舉著民進黨和建國黨的黨旗。

宗慶叔總是這樣說：「別去區分組織，那是教授學者們的事。台灣的主人是居住在此地的人民，我們替台灣做工。」

是的，社會運動者應該替台灣做工。台灣的 民主運動過程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論述與路線，而這些有時不是草根運動者能夠理解的。草根運動者通常是遇到機會或者同志召喚就上陣，不太 在乎 台獨盟和獨台會有多大差別。

草根運動者對當時位居運動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有著一份崇敬，對政治受難者有著無限感恩，並不計較自己做牛做馬去扛轎，讓少數人坐轎收割運動的成果。從當時的海外鮭魚返鄉到運動進入議會路線，每一個英雄人物的轟動現身或 成功當選，背後都有著無數草根運動者的犧牲奉獻，在在都是辛酸血淚的累積。

將近二十年的合作與相處過程當中，我們由運動夥伴濡 演出深厚的父女情誼。我的口中的「宗慶叔」不知不覺變成了「阿爸」。

成長於戰亂中的阿爸出身 台灣南投的貧困農村，自小和當時許多的台灣人一樣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他靠勞力賺錢養家，甚至在妻子因故離開後獨力撫養五名年幼子女，直到從唐榮鋼鐵公司的貨車司機職位退休，一生過的清苦。

那時候的個體戶運動者沒有組織 ，也無法募款，必須靠自己籌措經費。我是比較幸運的有家人的支持，一輩子當可恥的米虫。但是阿爸卻仍然要打零工， 堅持以自己的勞力所得為 心愛的台灣付出。

即使物質環境如此拮据，阿爸卻是我的長久的革命生涯裡見過的最具紳士風範的台灣人。他不同於大部分的草根運動者的豪放粗率，標榜嚼檳榔穿拖鞋以及滿口國罵顯示親切感或者本土化。他認為草根並不等同於草莽，不希望臺灣社會大眾對運動者的印象是粗暴無禮，所以只要 出 現在街頭一定穿著整齊，以他特有的文質彬彬的長者之姿分送傳單，向來往的人群解說台灣獨立的重要性。他的淳樸優雅的氣質是我和同志們心目中最好的典範。

在部分獨派人士的論述與做法下，在台中國人也就是俗稱的「外省人」時常是被民主運動放棄的區塊，然而阿爸卻把張貼著獨立建國標誌的宣傳車開進了眷村。他說，那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居住在臺灣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的後代也要在此生根，如果我們不願意接納他們、如果他們不肯認同台灣，這將會是島嶼的另一個悲劇。阿爸忍受著眷村居民的冷嘲熱諷或者惡言相向，期待用寬容的愛感動對土地冷漠驕傲的族群，愚公移山一般的執行著苦行僧的使命，神情像極了和尚在托缽化緣，只不過他想化的是對方對養育他們的土地的一點點感情。也因為這樣，他對熱愛台灣的外省人有一份推崇與尊敬，尤其是廖中山教授棄世的消息傳來，他熱淚盈眶悲慟不已！

性情溫柔體貼的阿爸人緣很好，許多社運組織和政治人物辦活動的時候都指名動員他。繁忙的動員不但剝奪了他打零工的時間，對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是體力上巨大的負擔。而我從未聽到他抱怨。

阿爸有一句話被我視為至理名言：「台灣牛犁台灣土是本份」。每當看到我們曾經辛苦支援的政治人物變質或表現不如預期時，我忍不住會幹醮，阿爸永遠心平氣和地安慰我說那些人自然會被台灣社會淘汰，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我們這份沒有血緣的父女情誼不僅只在民主運動的工作上，在日常生活裡他也像生身父親一樣開導陪伴我 。

那段被我戲稱「放蕩街頭的日子」的漫長歲月是人生最巔峰的精華，絕大多數女性選擇走入婚姻相夫教子，我卻時常日夜奔波在島嶼的各個角落。雖然開玩笑說台灣沒有進入聯合國之前不想結婚，或者說自己像可敬的菊姐一樣嫁給台灣了，倒是戀愛了幾次。二十年之間我的生活起伏不定，數度離開台灣遠赴海外 且從來沒有做過革命 以外的「正當職業」，要成家是有困難。那幾次戀愛當然以分手收場，有時是價值觀差距太大，有時是一不小心被對方「放捨 」或許「放捨」了對方，一次是因為對方的父母認為我是台獨份子會給他的家族招致危險而明白告知不歡迎我當媳婦。這些挫折很難說完全沒有帶來內心的陰影和不快。 人前慣常表現堅強的我，只會在阿爸身邊卸下心防放聲痛哭。而他，沒有受過學校教育、靠自修學會寫字讀報紙的老人卻告訴我：「查某囡，妳應該很驕傲還能愛人，就像我們愛台灣這塊土地一樣，不能愛的人才可悲。」是啊！我還有能力愛人，愛這個島嶼，愛這個世界，幾次的失戀算什麼呢？！

而他自己在早年妻子拋夫棄子離開後獨立撫養四女一子長大成人，半生淒涼， 老來幸而邂逅一位年長他六歲、居住台東的窮困寡婦，兩人常常電話連絡，偶爾互相探視，成為精神上的伴侶。對阿爸的黃昏之戀，我感到滿心歡喜，父女倆時常開車到後山拜訪，分享他們的安詳的甜蜜。這對現在年紀加起來一百五十多歲的戀人很靦腆，然而從他們為彼此夾菜、添飯的細節可以感受到關懷。

命運對阿爸是殘酷的。一生為三餐、為台灣勞碌的老人在1997年遭逢了他的小女兒罹患精神分裂的打擊。原本美麗的小女兒 病情一度很不穩定，阿爸老淚縱橫。他時時刻刻把阿玲帶在身邊，不管去菜市場擺攤賣抹布或是追隨史明老師為獨台會開車敲鑼打鼓。幸好，經過醫生治療之後給予藥物控制後阿玲復原狀況不錯也結婚過著家庭生活。

最近幾年阿爸的心頭掛念著二件事：一是台灣成為獨立而正常的國家，二是看到我找到幸福有所歸屬。

2004年，我 接受了戒指，決定到法國結婚。阿爸聽到訊息喜極而泣。他說終於把第五個女兒嫁出去了，還叮嚀夫妻要互愛互信，千萬別在婚姻裡搞革命。

旅居巴黎後，我每個週末打電話回台灣，一定問候老人家起居平安才放心。直到去年十月，阿爸住家的電話再也無人接聽，儘管我日夜不停按著號碼，三個多月依舊沒有回應。心急如焚之下，我趕緊買了機票在一月二十二日飛回台灣，下飛機後開車奔鳳山尋找，只見鐵門深鎖。不得已還報請警察協尋又透過朋友幫忙，終於在二月十三日查到他住在大女兒在屏東的家中，卻已經是肝癌末期的病人了。

我火速趕赴屏東，推開公寓門時，老人虛弱的呼喚著 。我責怪阿爸為什麼沒有託人打電話告訴我，他說想安靜的走。握著阿爸長滿老繭的雙手，我哭了。

他緩緩地訴說著，從去年十月肚子痛 去醫院檢查醫生發現他的腫瘤細胞以移轉到膽囊，開刀後因為病灶臨近大動脈無法切除，只得進行電療。腹部持續痛如針扎，喝幾口粥也想嘔吐。醫生告訴家屬可能剩下幾個月了。現在民進黨政府讓他領每個月四千元的 重大疾病殘障津貼，醫藥費也由健保支出，台灣真的有進步了。

我發了e-mail回法國給夫婿，請他到台灣，夫妻一起再到阿爸面前告訴他，他的第一個心願我達成了，第二個心願我從來不敢怠惰，相信有一天一定?阿爸滿意。

我扶起阿爸坐在沙發椅上，請夫婿替老人家拍了照片帶回法國。也委託幾位好朋友不時打電話關懷，或者病榻前陪老人家聊聊天， 若病情有變化請馬上通知我。

臨上飛機回法國前，我們再次探視阿爸。我 撒嬌 要阿爸作個好病人聽醫生的話對抗癌細胞，等著我下次回台灣，別到處亂跑。

阿爸！您一定會戰勝癌細胞的！您都敢對抗國 民黨了，還懼怕癌細胞麽？
記不記得？我曾經開玩笑說或許哪天必須上山打游擊，我要召集眾前男友們組
成隊伍，有人負責糧食供應，有人?負責彈藥補給，有人負責攻守策略。謝雪紅女士以前也打過游擊，愛慕者都志願挺身而出啊！而您說到時如果還走得動，要負責管理我的愛慕者，免得他們爭風吃醋。

台灣的民主獨立運動這條路我走了二十年，真的很寂寞。但是，有阿爸相伴我從不孤獨。仆倒的時候，有您扶起；沮喪的時候，有您鼓勵。我無法想像如果阿爸不在了， 我能對誰哭泣？